孙茹 姚棣文 | 美韩同盟70年：走向“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态势

作者：孙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安全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姚棣文，北京市政府对外联络办公室副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81）

来源：东北亚学刊

内容提要：2023年是美韩缔结同盟70周年。两国关系朝全球、全面、战略同盟方向演进，同盟对美、韩两国的战略重要性上升。美韩同盟合作地理范围超越朝鲜半岛，向亚太地区和全球扩展；同盟合作领域不断延伸，从冷战时期军事同盟扩展到经济同盟、技术同盟、价值观同盟。尹锡悦政府提出构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取得一定进展：美国重申对韩核保护，“延伸威慑”升级。美韩协调推进“印太战略”、全球性合作，进一步加强经济、科技、价值观合作。展望未来，“全球全面战略同盟”构建仍面临多重制约。

关 键 词：美韩同盟 全球全面战略同盟东北亚安全 印太战略 中韩关系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7.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498/j.cnki.dbyxk.2023.06.001

文章编号：2095-3453（2023）06-0001-18

朝鲜战争时期，美韩结成战时同盟。1953年10月1日，两国在华盛顿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以法律形式正式结盟。70年来，美韩同盟对韩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有一定保障意义，服务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全球战略。美韩同盟70年可以概括为一个走向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历程，同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在美国加紧对华遏制、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韩同盟成为美国动员同盟资源，以“集体力量”遏制中国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韩国实现“全球枢纽国家”目标的战略依托。笔者将美韩同盟置于长时段，并侧重从地域和领域两个角度考察美韩同盟演进，以及“全球全面战略同盟”进展，以更好把握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和美国对华政策。

01

走向全球的美韩同盟

美韩结盟的初衷是对朝威慑，但是同盟的活动范围不时超出朝鲜半岛，延伸到亚太和全球。美国从亚太战略和全球战略出发运筹同盟资源。韩国卷入美国在亚太和全球层面的干涉活动。

第一，韩国卷入美国发动的战争。根据《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对韩国的安全保护局限于韩国“行政管辖”下的领土，不适用于缔约方发动的武力攻击。[①]美国阻止韩国擅自推进武力统一，避免韩国把美国拖入战争，但是美国却多次把韩国拖入战争。

20世纪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升级，美国施压盟友派兵，欧洲盟友提供了援助，但不愿派兵到越南战场。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等美国亚太盟友出兵越南，其中韩国派兵最多，总计近30万人次。[②]最高年份有5万韩军在南越参战，标志着美韩同盟首次走出朝鲜半岛。[③]美国对派到越南的韩军提供装备，承担韩军的海外津贴费及伤残费用。[④]美国还承诺帮助韩国军队现代化，保证在与韩国协商之前不抽调驻韩美军赴越南战场。

韩国参与了海湾战争。1990年8月，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吞并科威特，美国打着解放科威特的旗号发动海湾战争，组建了广泛的国际联合。在610亿美元的战争费用中，欧、亚、中东盟友支付了540亿美元。[⑤]与英、法、德、日等盟友相比，韩国贡献相对较小，提供了资金支持，派出医疗队和5架C-130运输机。[⑥]

“9·11”事件后，韩国参与美国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2001年10月，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韩国提供了150人的野战医院、4架C-130运输机和1艘两栖登陆舰，向中央司令部派遣协调员，协调韩国的支持行动。韩国还向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其他毗邻国家提供了紧急财政和人道主义援助，并加强对驻韩美军的支持。[⑦]作战行动结束后，韩国参与阿富汗战后重建。2003年3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作战阶段结束后，北约成员和美国亚太盟友参与了战后重建和维和行动。2003年5月，韩国卢武铉政府向伊拉克派遣医疗队和工程人员，之后2004年向伊拉克派兵3600人。这是越南战争后，韩国首次向海外派遣作战部队。在当时韩国国内弥漫反美情绪的形势下，韩国向伊拉克派兵为美韩同盟注入一剂“强心针”。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韩国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对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非致命性”装备，并向乌克兰提供总额2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

第二，韩国卷入美国对华竞争及“印太战略”。近年，美韩同盟涉华合作明显增多，损害中国战略安全。[⑧]在台湾问题上，韩国曾反对驻韩美军卷入台海事态。“9·11”事件后，美国为加强驻海外美军的“战略灵活性”，有意将驻韩美军调整为“亚太军”。韩国卢武铉政府要求若驻韩美军介入台海战事需征得韩国同意，与美国的亚太战略保持距离。2021年5月，美韩峰会发表联合声明，首次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此后，美韩发表的双边文件频繁对台湾问题指手画脚。在南海问题上，韩国从沉默转向公开表态，与美国保持一致，要求遵守国际法，支持航行和飞越自由。早在朴槿惠政府末期，美韩以朝鲜核武开发为借口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威胁中国安全，导致中韩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低点。2017年11月底，文在寅政府做出“三不”承诺，即不考虑追加“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发展美日韩三方军事同盟。2022年5月上台的尹锡悦政府却推翻“三不”承诺，追随美国遏制中国。

韩国欢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⑨]美韩宣布把韩国“新南方政策”与美国“印太战略”对接，同盟合作扩展到了牵制中国、实现所谓民主和人权、遵守国际规范、促进尖端产业合作等广泛领域。[⑩]文在寅政府在“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立场，参加了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框架下的疫苗、气候变化、新兴技术等工作小组。

第三，美韩联合应对全球性挑战。韩国在反恐问题上配合美国，加入了美国发起的一系列倡议和行动，被美国赞为“全球伙伴”。[⑪]2009年5月，韩国加入美国发起的“防扩散安全倡议”（PSI），并主办多国参加的防扩散演习。韩国配合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增兵战略，向阿富汗派兵；配合奥巴马政府的“无核世界”倡议，2012年主办核安全峰会。韩国派军舰赴亚丁湾参与反海盗行动，加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与美国“全球和平行动倡议”合作，举行维和培训和演习。[⑫]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发展援助等全球性议题上，美韩在双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合作。

第四，美韩同盟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其他盟友、北约加强了联动。美日韩建立了领导人、外长、防长以及司局级三边对话与合作，韩国与澳大利亚、菲律宾的安全对话与合作增多。在参与美国“全球反恐战争”、阿富汗、伊拉克战后重建和维和行动中，韩国与北约互动增多，与北约签署合作计划，在防核扩散、反恐、反海盗、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等领域开展合作。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韩国与北约的横向联系加强。2022年 4 月，韩国首次参加北约外长会，5月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CCDCOE）。美韩同盟在形式上仍是双边同盟，但通过“Quad+”“NATO+”等接口链接，可迅速接入各类多边机制，服务两国战略需要。

02

走向全面的美韩同盟

美韩结盟70年来，合作从军事安全领域扩大到政治、经济、科技、价值观、人文交流等领域。

第一，美韩军事同盟旷日持久。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韩同盟军事合作主要表现为美国对韩国提供安全保护，重兵驻扎韩国，并掌控韩军的作战指挥权，在韩国部署核武器，提供巨额援助。美国对韩军事援助占韩国军费开支的大部分。1954—1968年，美国军事援助占韩国军费开支的比重超过100%。[⑬]在韩国财政困难情况下，美国军事援助缓解了韩国要“黄油”还是要“大炮”的两难，助推韩国经济起飞。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驻韩美军稳定在六七万人的规模。美国尼克松政府从韩国撤走一个美军步兵师，驻韩美军人数减少到4万余人。卡特政府提出从韩国撤退所有美军地面部队，但只撤退了小部分就停止了计划。冷战结束后，美国从韩国撤走部分美军。此后，驻韩美军人数维持在相对稳定状态。1991年驻韩美军4万人，2001年3.7万人。[⑭]“9·11”事件后，美国重组驻韩美军。2008以来，驻韩美军维持在2.85万人的水平。驻韩美军沿着“三八线”驻扎，发挥阻止朝鲜第一波攻击的“绊网”（tripwire）作用。重组后的驻韩美军撤退到汉江以南，在因应地区紧急事态上增加了机动性和灵活性。

美国对韩国提供核保护。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美国在韩国部署了近千件战术核武器。1991年9月，美国宣布从韩国撤走核武器。2006年10月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后，美国重申对韩国提供核保护在内的“延伸威慑”。美韩加强了相关磋商，2010年启动延伸威慑政策委员会（EDPC），2016年启动延伸威慑战略协商机制（EDSCG）。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并派遣战略轰炸机参加联合军演。

美韩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的军事一体化同盟。同盟军事机制以美韩安全协商会议（SCM）、美韩军事委员会会议（MCM）、美韩联合司令部（CFC）为代表。美韩安全协商会议始于1968年，由两国国防部长官参加，这是美韩同盟的骨干机制。[⑮]美韩军事委员会会议始于1978年，由美韩两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主持。1978年11月美韩建立联合司令部，接管了联合国军司令部对驻韩美军的作战指挥权。2010年7月，美韩启动了外长和防长参加的“2+2”会议机制，综合讨论同盟合作议题。

美韩制定了各种对朝作战计划，每年举行各类联演联训，并根据朝鲜半岛形势调整演习频率和规模。美韩共同防御空间从陆、海、空延伸到网络和太空，在情报、反导、装备、军事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美国一直是韩国军事装备主要卖家。目前，美国正在对韩国进行的政府间军售金额超过300亿美元。[⑯]

第二，美韩“经济同盟”和“技术同盟”走向深入。美韩一直保持密切的经贸关系。美国曾对韩国商品单方面开放市场，向韩国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帮助其完成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为朴正熙时期经济腾飞提供支持。有韩国学者认为，“汉江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美韩同盟的产物。[⑰]美国的安全保护使韩国可以节约军费，将有限资金用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使得韩国可以承担更多的驻韩美军费用。从1991年美韩签署《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至今，韩国承担驻韩美军费用累计近70亿美元。[⑱]韩国还承担了驻韩美军基地搬迁的重担。驻韩美军大部分迁至汉江以南的平泽基地，基地建设费用高达108亿美元，韩国承担97亿美元。

美韩自贸协定（FTA）被称为两国缔结“经济同盟”的标志。[⑲]1997年韩国爆发金融危机，寻求与美国签署自贸协定。美韩2007年完成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在汽车贸易达成补充协定后，美国国会批准了美韩自贸协定，2012年3月协定生效。2018年特朗普政府提出修订自贸协定，迫使韩国对钢铁制品等商品设置出口限额，在汽车领域扩大对美市场开放。美韩自贸协定是覆盖范围广的综合性自贸协定，加强了美韩贸易和投资关系。自美韩自贸协定生效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68%。韩国公司在美国投资增长三倍，美国公司在韩国投资增长近两倍。[⑳]文在寅时期，美韩就构建有弹性的供应链达成共识，在基础设施投资、能源、关键矿产、医药等领域建立伙伴关系。韩国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和电动汽车电池等领域对美投资增幅明显。目前，美国是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投资对象国、第二大投资来源国，韩国是美国第六大贸易伙伴。[21]

美韩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科技交流。美国挑动对华科技竞争、联合盟友和伙伴组建排华“技术同盟”以来，美韩科技合作明显加强，聚焦通信技术、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网络技术、太空科技等重点领域。韩国加入了美国发起的“清洁网络”倡议，还加入关于太空探索的《阿尔忒弥斯协定》。美韩还以国家安全为由，在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方面加强合作。

第三，美韩“价值观同盟”成型。冷战时期，美国与实行独裁统治的韩国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冷战后，美韩强调价值观纽带，称共同的价值观为同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一场价值观论战，韩国总统金大中为西方价值观辩护。韩国卢武铉政府对美自主意识上升，但在价值观上与美国保持一致。2005年11月，美韩领导人在韩国庆州举行峰会，表示美韩同盟不仅针对威胁，而且致力于“促进亚洲和世界的民主、市场经济、自由和人权”。[22]2009年6月发表的《美韩同盟共同愿景》重申共同价值观，表示要基于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原则，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23]2013年5月发表的《纪念美韩同盟60周年联合宣言》称，两国拥有的自由、友谊和共同繁荣正是植根于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共同价值观。[24]在奉行“美国优先”、淡化价值观外交的特朗普时期，美韩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声明仍例行提到共同价值观。

美国拜登政府大力打造“民主同盟”，韩国对价值观的重视明显超过此前。[25]2021年3月，拜登政府上台后举行的美韩“2+2”会议重申美韩同盟基于共同价值。2021年5月，美韩领导人共同声明中涉及价值观的表述增加，表示要在“国内外促进人权和法治”，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年6月，韩国总统文在寅以“民主国家”领导人身份获邀参加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12月，韩国参加美国发起的“民主峰会”。此外，美韩人文纽带密切，人员往来频繁。200多万韩国人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累计有170多万韩国学生在美国学习，20多万美国人居住在韩国。[26]许多韩国总统、总理都有在美学习经历，韩国军方高层更是深受美国价值观影响。

2023年9月9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G20峰会上，韩国总统尹锡悦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三次会面，分别在会场、晚宴和休息时间交谈。图源网络

03

“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提出

美韩都赋予同盟更大的战略重要性。对美国来说，美韩缔结同盟使美国在亚欧大陆东端取得了一个立足点。冷战时期，韩国成为美西方反共“桥头堡”。冷战结束初期，美韩同盟面临重新定位。1998年美国发表亚太战略报告，称美韩同盟是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外交、防务和经济事务赖以依靠的基础（foundation），提到了韩国日益增长的“全球”作用，以及美韩在和平解决争端、军控和核不扩散、促进所谓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共同承诺。[27]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从全球反恐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出发运筹美韩同盟。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移至亚太，美国提升了美韩同盟定位。2010年以来，美国使用“核心轴”（linchpin）来定位美韩同盟，称其为“维护亚太乃至全世界稳定、安全、繁荣的核心轴”。[28]在特朗普与文在寅、拜登与文在寅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重申了美韩同盟的“核心轴”定位。2019年6月特朗普政府发表的《印太战略报告》、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表的《印太战略报告》都提到美韩同盟的重要性。美国称赞美韩同盟已经远远超越了朝鲜半岛，是“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一股“良善”力量[29]，并称韩国为“有巨大能力的盟友，地区的安全提供者，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守护者”。[30]

美韩同盟只是美国缔结的众多同盟之一，却是韩国缔结的唯一同盟，对韩具战略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韩国在安全、政治、经济领域高度依赖美国。随着韩国国力包括防御能力提升，美韩同盟向“水平化”发展。[31]韩国通过赋予同盟新定位，提升自身地位，扩大国际影响。

韩国总统卢武铉提出建立美韩“全面同盟”关系，把同盟合作从安全领域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32]韩国外交安保研究院学者较早阐述了“全面同盟” 的含义，认为“全面同盟”将使美韩同盟超越军事同盟，发展为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全方位同盟，将推进共同价值观、经济合作、亚太区域合作、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保护能源安全等；同时表述“全面同盟”不针对具体国家，不以地理为基础；在台湾问题上韩国应尽量保持战略模糊性，根据事态发展具体情况选择同盟合作的程度。[33]2008年4月，韩国总统李明博访美，双方决定构建“21世纪战略同盟”。2009年6月，《美韩同盟共同愿景》提出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构建“全面战略同盟”。[34]2013年美韩结盟60周年发表的联合宣言重申“全面战略同盟”定位，并称美韩同盟逐步发展为“全球伙伴关系”。文在寅政府更加突出美韩同盟的“全球同盟”定位。2021年5月，美韩联合声明重申了“坚不可摧的战略同盟关系”，提到“全球”的次数骤增，将同盟地位拔高至“全球秩序的核心轴”。

2022年2月8日，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尹锡悦在美国《外交》杂志网站发表文章，提出建立更高水平的韩美“全面战略同盟”构想，称韩美同盟应适应21世纪需要，仅仅针对特定军事威胁的同盟已成为过去，应通过全面的经济和安全对话，在尖端技术、产业链等领域加强合作。2022年5月21日，美国总统拜登与韩国总统尹锡悦发表联合声明，正式提出构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35]拜登政府调动美韩同盟资源用于对华遏制、推进“印太战略”和应对全球挑战。尹锡悦政府提出建设“全球枢纽国家”目标，谋求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美韩双方在强化同盟上一拍即合。美韩“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提出并非偶然，标志着美韩同盟升级。

美韩“全球全面战略同盟”新定位被美国采纳，多见于韩国政要表述和官方文件。2022年6月13日，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首次访美，表示要发展韩美“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称21世纪的韩美同盟不只是安全同盟，还是经济安全和技术同盟。韩国作为“全球枢纽国家”，准备积极推进全球自由、和平与民主。[36]2023年2月2日，朴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韩美同盟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在经济安全时代，安全和经济界限模糊，韩美同盟演变为经济和技术同盟。[37]2023年4月，朴振对“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含义做了阐释，称“全球”意味着同盟的地理范围超越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延伸到“印太”地区和世界，“全面”同盟包括军事、经济和技术同盟。“战略同盟”表明两国在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核心价值上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而不仅局限于国家利益。两国将合作促进包含这些价值的国际秩序。[38]2023年4月，美韩领导人发表纪念同盟70周年的联合声明，其中“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单独作为一部分。[39]2023年6月，尹锡悦政府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韩美同盟在过去70年成为地区和平与繁荣的中心支柱（central pillar），并将在价值观同盟的基础上，强化韩美同盟五大支柱：安全、产业、科技、文化、信息。[40]

04

“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进展

尹锡悦政府执政以来，美韩“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在全球和全面两个维度同时发力，取得进展。

第一，“延伸威慑”升级。美国战略资产频频加入美韩联演联训。美韩恢复曾暂停的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出动F-22隐形战机、可携带核武的B-52、B-1B战略轰炸机参演，“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时隔5年再次抵韩。美韩举行针对朝鲜核设施的联合军演。美日韩时隔多年重启三国反潜和反导演习。2022年9月26日，美韩重启“延伸威慑战略协商机制”会议。美国承诺增加在韩战略资产部署，派遣航母打击群、可携带核弹的战略轰炸机赴韩巡航，确保随时应对朝鲜军事“挑衅”。

美对韩核保护实现新突破。2023年4月26日，美韩发表《华盛顿宣言》，成立一个新的核磋商小组（NCG），定期磋商核计划，加强核威慑演练，推进韩国常规战力与美国核战力的融合，对朝核威慑实时共享情报。一旦朝鲜进行核攻击，美国承诺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所有同盟战斗力。[41]该小组是美国继设立北约“核计划小组”（NPG）后设立的“核共享”新机制，提升了韩国对美国核决策的影响。尹锡悦称赞《华盛顿宣言》为1953年《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的升级版。韩国国防部长官李钟燮将其誉为第二个《韩美共同防御条约》，强调核磋商小组的成立等于美国承诺将使用包括核武在内的所有军事力量。[42] 2023年6月16日，美国“密歇根”号核潜艇到访釜山港，这是美军核潜艇时隔40多年后再次停靠韩国海军基地，以实际行动显示其加强对韩核保护。2023年7月18日，美韩核磋商小组举行首次会议。

美韩加大网络防御力度，“延伸威慑”向网络空间延伸。2022年11月，美韩举行关于朝鲜网络“威胁”的工作组会议，讨论朝鲜网络犯罪、洗钱等活动。2023年4月，美韩提出扩大信息共享、切断朝鲜网络外汇收益、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应对网络犯罪、保护虚拟货币及区块链、遏制网络敌对势力等具体举措。韩国国家安保室和美国国家安全会议、韩国国家情报院与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将为此开展合作。[43]此外，美韩加强了军事装备采购合作。

第二，同盟合作向“印太”地区倾斜。美韩“印太战略”对表。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表“印太战略报告”，韩国紧跟其后，于同年12月发表首份“印太战略报告”，提出“自由、和平、繁荣的印太”愿景和“包容、互信、互惠”的合作原则，重复美国“反对依靠实力改变现状”、反对“压制和胁迫”的说辞。尹锡悦政府“印太战略”视野超越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将与东南亚、南亚、大洋洲、非洲、欧洲和拉美地区的合作统统纳入“印太战略”。[44]

尹锡悦政府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对美“一边倒”，积极配合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派国会副议长窜台。在路透社2023年4月19日刊出的专访中，尹锡悦总统称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一样，是“全球问题”，挑起中韩外交风波。在美韩发表的纪念同盟70周年的联合声明中，重申反对改变“印太”现状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南海航行自由论调。

韩国配合美国“印太战略”推进美日韩三边合作。在2022年6月北约马德里峰会、9月联合国大会、11月东盟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日韩举行了峰会。以2023年3月尹锡悦总统访日为契机，韩日领导人恢复了“穿梭外交”。2023年2月28日，美国、韩国、日本官员举行了首次经济安全对话。美日韩三边对话重新活跃，合作领域扩大。

美韩协调推进“印太”安全和经济合作。尹锡悦政府加入美国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芯片四方联盟”（Chip 4）。美韩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协调推进“印太战略”。2022年9月，美国首次举办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拉紧与太平洋岛国关系。2023年5月底，韩国首次举办韩国—太平洋岛国峰会，紧跟美国“印太战略”部署。美韩举行“战略经济对话”（SED），协调推进与东南亚、太平洋、非洲、拉美国家的合作。[45]

第三，同盟“全球性”合作凸显。韩国与北约加强交流与合作，顺应美国整合欧亚同盟资源的需要。尹锡悦总统连续两年获邀出席北约峰会。2022年9月，韩国设立常驻北约代表处。2023年1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韩。2月，韩国与北约举行首次军事参谋对话，双方还在乌克兰问题上扩大合作。美韩在全球性议题上深化合作，加强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全球发展、和平利用核能等领域协调。2023年4月，美韩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涉及氢能、核电、碳中和等领域。美韩协同应对全球地缘政治挑战，声援乌克兰。2023年7月15日，尹锡悦突访乌克兰，宣布加大对乌人道主义援助和“非致命性”军备供应规模，借机与波兰签署军购大单，开拓欧洲军火市场。

第四，经济和科技合作进一步强化。在美国挑起对华竞争、“脱钩断链”大背景下，韩国向美国靠拢，加强经济安全对话与合作。尹锡悦政府2022年6月加入美国发起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同年7月，美韩举行“经济安全对话”首次线下会议，新建供应链和商业对话（SCCD）工作组，谋求构建稳定、有韧性的供应链，加强对外国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10月，拜登政府出台对华出口管制禁令。11月8日，美韩举行出口管制工作组会议，商讨半导体合作方案。2023年4月，美韩宣布建立由各自国家安全顾问牵头的“下一代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对话”。美韩利用“能源政策对话”“战略经济对话”、美韩自贸协定委员会等对话机制密切沟通。

美韩在尖端技术领域建立伙伴关系，在半导体、电池、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络等领域加强合作，开放实验室、加强科研人员交流。韩国寻求扩大与美太空合作。美韩举行“民用太空对话”[46]，签署太空探索合作联合声明。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载人月球探测计划。美韩同盟拓展至太空，结成“太空同盟”，面临机遇。[47]

第五，同盟价值观色彩浓厚。尹锡悦总统本人立场亲美，其外交安保团队核心成员都曾留学美国[48]，与美国关系密切。从尹锡悦政府的“印太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看，尹锡悦政府契合拜登政府理念，积极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尹锡悦称韩美同盟不是利尽则散的关系，而是基于所谓自由民主、市场经济这两个“普世价值”的同盟。[49]在美国国会演讲中，尹锡悦称韩美同盟已发展为“守护世界自由与和平的全球同盟”，韩国将与美国一道发挥“自由指南针”作用。[50]美韩举行民主治理磋商，讨论在全球层面促进人权和民主。韩国加入了“自由在线联盟”（FOC）,与美国共促“互联网自由”。韩国协办美国发起的“民主峰会”第二届会议，并将主办2024年会议。尹锡悦总统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视而不见，而将日本视为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伙伴。与此同时，尹锡悦政府发表朝鲜人权报告，与美国合作加大对朝鲜人权施压。

05

“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前景

美韩“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发展面临有利条件。从美国方面看，拜登政府把同盟视为美国的最大资产[51]，在拉拢韩国方面加大投入，如在美韩防卫费分担问题上做出妥协；在“延伸威慑”问题上设立核磋商小组，顺应韩国的安全需求；推动美日韩三边交流，为日韩关系转圜搭建对话平台。从韩国方面看，尹锡悦政府在外交理念、对朝政策、“印太战略”、乌克兰问题上与拜登政府保持一致，从获得安全保护、经济利益、保持科技领先考虑，主动配合美国战略调整。尹锡悦政府不再满足于“中等强国”角色定位，欲搭乘美韩同盟便车，力图将韩国打造为“全球枢纽国家”。美韩同盟向适应美国对华遏制需要转变，日益卷入“印太战略”和全球事务，从排他性的军事同盟扩大到排他性的经济、科技同盟。

但也要看到，美韩构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相关制约因素仍然存在，影响其未来发展。

第一，“全球同盟”力有不逮。韩国卷入大国博弈面临国内外反对。对于尹锡悦政府“对美事大”，韩国国内进步政党、客观媒体和部分专家学者担忧加剧朝鲜半岛和地区紧张局势，批评尹锡悦政府“停留在冷战时代”，指责美国试图将韩国纳入对华“新冷战”格局。韩国挑战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将损害中韩关系，恶化韩国安全环境，得不偿失。一旦驻韩美军介入台海冲突，韩国将引火烧身。韩国对乌克兰提供弹药和武器等“致命性”援助，势必招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制。

第二，军事同盟面临挑战。一是美国安全保护承诺的可靠性与韩国拥核问题仍将牵动同盟关系。在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乌克兰危机升级后，韩国担忧美国安全保护承诺的可靠性，“拥核论”抬头。尹锡悦放出“自主拥核”论，表示如果朝鲜的核威慑升级，韩国将考虑拥核。2023年1月31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韩，承诺提升“延伸威慑”能力，美韩新设立核磋商小组，但韩国的担忧与“拥核论”并未完全平息。二是围绕共同防御与军事自主的博弈持续。美国向韩国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久拖不决。在核磋商小组在内的“延伸威慑”运作上，美韩合作可能进一步削弱韩国的军事自主性。三是美日韩安全合作面临不确定性。横亘在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等结构性矛盾，不是尹锡悦外交作秀、修修补补可以解决的。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抗议尹锡悦政府对日“屈辱外交”。多数韩国民众反对针对日本二战时期强征劳工受害者赔偿问题的解决方案。美韩同盟进一步发展会受到韩日关系制约。

第三，经济同盟隐忧未解。一是拜登政府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引发韩国不满。拜登政府出台《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和科学法案》，削弱韩国企业竞争力。根据美国公布的可获得补贴电动汽车名单，销量靠前的韩国汽车品牌无一上榜。尹锡悦访美并未在此经济纠纷上取得进展，引起韩国国内强烈不满。二是经贸摩擦可能冲击同盟关系。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韩国企业对华投资。在中国对美国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发起调查之际，美国要求韩国企业不要试图填补美光留下的市场缺口。韩国追随美国重组供应链，加大对美投资，但是美国对韩投资增幅有限，且对韩实施新的经贸限制，为两国经贸关系投下阴影。

第四，“美主韩从”的同盟结构难以打破。美韩同盟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称同盟关系。美韩两国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差距甚大。无论美韩同盟如何发展，其不对称性、不平等性难以改变。韩国指望通过构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提升地位，但美国不可能真正平等地对待韩国。韩国一味投靠美国，反而会缩小战略回旋余地。

06

结语

美韩两国走向“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影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长期以来，朝鲜基于美韩同盟的现实威胁，不断发展核武力量。韩国基于朝鲜的核导开发，强化韩美军事合作。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循环往复。尹锡悦政府“倚美压朝”，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对峙，对解决朝核问题无益。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政府在对美和对华关系上保持“战略平衡”或“战略模糊”，尽量不选边站队。然而，尹锡悦政府频频发表涉台、涉疆、涉藏、涉港、涉南海，以及涉人权等错误言论，对美“一边倒”，冲击中韩关系乃至更广泛的亚太地区稳定。

作为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贡献者、守护者，中国一直致力于同周边国家发展“亲诚惠容”的外交关系，稳定繁荣的朝鲜半岛、友好的中韩关系，不仅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东北亚各国的共同利益。对于美韩同盟发展新态势，中国需妥善应对。中方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在“中韩友邻搬不走分不开”的思路下，妥善处理好与美、韩等国的关系，开展必要的交流。可继续发挥中美、中韩经济的“压舱石”作用，通过加强各产业间的协作沟通，打造更为坚实的经贸基础。通过不断提升中美、中韩人文交流，拓展官方、民间等各层次往来，改善美韩对华舆论环境。中国要具备对韩底线思维、系统思维，警惕朝鲜半岛问题与南亚，以及台海、东海、南海等问题之间的联动。中国既要提早谋划、制定预案，打造更为坚实的地缘政治基础，防止“新冷战”“阵营化”，也要做好斗争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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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in III and South Korean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se Lee Jong-sup Hold a News Conferenc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ov. 3,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3209711/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and-south-korean-minister-of-national-d/ [2023-10-20].[31]参见毕颖达：《调整中的美韩同盟：发展历程、强化动因及其挑战》，《美国研究》2018年第1期，第85页。[32]参见方秀玉：《卢武铉政府对美、对朝政策评估》，《国际观察》2004年第2期，第47页。[33] Yun Duk-min,“Envisaging Future of ROK-US Alliance,” IFANS, Policy Brief, December 2004, pp.8-12. 转引自汪伟民、李辛：《美韩同盟再定义与韩国的战略选择：进程与争论》，《当代亚太》2011年第2期，第118页。[34] “Joint vision for the alli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June 16, 2009,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joint-vision-alliance-united-states-america-and-republic-korea [2023-10-20].[35] “United States-Republic of Korea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May 2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1/united-states-republic-of-korea-leaders-joint-statement/ [2023-10-20].[36] “Secretary Antony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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